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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育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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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代表中国农民融进中国大趋势  

2010-03-08 06:55: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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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代表中国农民融进中国大趋势

3月10日,老爹老娘去世三周年了。我特回老家主持祭奠。30多位亲朋好友聚集老爹老娘坟前,缅怀那些过去的音容笑貌。其中有几位80多岁的耄耋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少年。由我们兄弟姐妹撰写的《老爹老娘》也赶印出来,寄托我们对根的思念与走下去的心志。今天选摘第一段。

老娘以农民头拱地精神,作为中国农民经典故事,2009年昂首进入奈斯比特的新著《中国大趋势》。

王育琨/文

约翰·奈斯比特是一个永远响亮的名字。这是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神奇人物,他曾以《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奠定其作为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并始终以高瞻远瞩、洞悉一切和敏锐感知未来的能力,永远独领风骚于他同时代的众多学者之上。如今,杖朝之年的他将笔锋指向了中国,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辟的见解,携夫人共同着手撰写《中国大趋势》一书。奈斯比特始终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在《高科技·高思维》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奈斯比特对古老的华夏文明也寄予厚望,希望它能“有助于我们在高科技时代寻求人性的意义”。在与他人合著的《亚洲大趋势》里,他曾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也许是因为此,中国对奈斯比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在创作《中国大趋势》时,奈斯比特夫妇用八个部分将全文贯穿而成,他们称之为“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为了撰写《中国的大趋势》一书,他在中国组织特别项目团队,历时三年,研究中国经济环境,聚焦中国宏观经济,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崛起,预言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中国。如今中国经济的崛起吸引了这个未来学家,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约翰·奈斯比特正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并描绘着他眼中中国的未来。

奈斯比特著作《中国大趋势》,将同时出版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在全世界发行。中文版2009年9月首次印刷就创纪录的高达27万册。可谓一时洛阳纸贵。老娘的故事,也将流传世界。

奈斯比特在特别重要的第一章,用一个醒目的段落,引用了老娘的故事,并以她的一句口头禅“出水才看两腿泥”作为引子,用“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大幅标题。老娘精神,不只是一直在激励着她的儿孙后辈,同样在激励着奋发创造的中国人,在激励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

下面是奈斯比特畅销书《中国大趋势》的节选:

精神自由

1977年,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交流学者(Fordfoudation Fellowship)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

“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吕春华,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去供销社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她白天跟男人们一起去推小车,晚上还要加工粮食多挣工分。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连中学都不能上,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大哥1961年考进了南开大学,大姐1963年考进了鞍山钢铁学院。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想要理解邓小平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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